3.3万人搞情报，却缺“情报大脑”？日本此时启动“国家情报局”意图何在？

日本政府将把现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为“国家情报局”，负责整合来自各政府部门的情报；在其之上，由首相挂帅、主要阁僚组成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将作为最高决策平台，确定国家情报工作的方向。 日本过去并非没有情报机构，而是长期处于“多头分散”的状态：警察厅掌握国内安全情报；防卫省情报本部负责军事情报；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负责外交情报…… “二战以后，日本没有统一的国家情报机构。外务省、防卫省、警察厅各自为政，一些重要情报都是各部门直接向首相和内阁汇报，但部门间横向沟通不足，最终进行综合判断时就存在缺陷。”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。 1986年，日本设立内阁情报调查室，承担情报综合协调功能。“但内阁情报调查室规模较小，最初只有几十人，没有要求各部门汇总情报的强制权力。”廉德瑰说。 按照制度设计，新成立的“国家情报局”负责把分散信息汇总、分析，成为情报“拼图者”；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则负责从国家战略层面决定如何“看图”，将在7月31日召开首次会议。 “这是二战以后日本首次建立具有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情报机构。”廉德瑰指出，新机构被赋予更大权力，可要求各部门统一汇总情报，并将制定整体计划，这是一个重大变化。 首任“国家情报局”负责人原和也来自警察厅，曾担任警察厅警备局长，2023年出任内阁情报官，定期向首相汇报国内外情报。“国家情报局”初始规模约700人，将统筹协调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约3.3万名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，未来还将扩编。 外界认为，情报体系集权化、集成化将为日本持续推动安保政策转向、扩军备武和对外军事介入提供支撑，其危险性不容低估。 早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，日本就开始强化首相官邸对安全事务的掌控。2013年，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，加强外交和安全政策协调。 安倍政府后期开始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框架，并强化关键技术、供应链和情报能力建设，为后来扩大情报体系职能打下基础。 高市早苗上台后，将这一方向进一步推进。她提出建设“更强大、更富裕日本”的愿景，放宽武器出口限制，推动国防扩军计划，并加快情报体系改革。 一方面，俄乌冲突让日本看到，现代竞争已经不仅发生在战场，情报、网络攻击、舆论影响和经济制裁同样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工具。 另一方面，半导体、关键技术、供应链、网络空间，都被纳入“国家安全”领域。因此，日本需要的情报体系不再只是服务军事、外交，也要覆盖政治、经济和科技领域。 廉德瑰指出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，日本存在两方面安全焦虑：一是担心日美同盟未来是否越来越不可靠；二是基于自身战略视角，将中国崛起视作地缘层面的压力来源。但更深层看，日本推动成立“国家情报局”，与右翼长期以来强化所谓国家安全能力的目的密不可分，高市早苗就代表了右翼的意愿。 “军事力量和情报能力是硬币的两面。没有情报能力，军事安全等各方面都无法展开；要想扩大军事活动、增强军事力量，就必须配套强化情报部门。”廉德瑰进一步分析，放在日本推动修宪、增加军费、增强国防实力的大背景下，日本加强情报能力建设，是其国家发展方向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即重新军事化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新情报机构的“诞生日”选在7月31日，“731”这个数字曾代表着惨无人道的日军细菌部队，也勾起了中国人的痛苦回忆。有评论认为，选择“731”作为“国家情报局”启动日，是日本右翼对战后国际秩序明目张胆的挑衅，必然引起地区国家的普遍警惕。 一来，“国家情报局”的活动范围、监督方式以及国会审查机制均不明确。如果未来进一步扩大调查权限，或出台更严格的反间谍相关法律，个人隐私和社会自由可能受到影响。 二来，“国家情报局”勾起民众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。二战前和战争期间，日本曾存在“特高课”等特务机构，以残酷高压手段监控社会、镇压异见，为全面实施军国主义政策开道。因此，日本国内对国家扩大情报能力保持高度警惕。 廉德瑰指出，反对者担心，这不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，也是日本军事化进程的一部分，将改变战后和平主义国家方向。 从历史上看，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，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。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战，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军事侵略行动中，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。如今，高市早苗内阁未能深刻反省侵略历史，反而复刻强化情报体系的旧有路径，持续向“战争国家”方向推进。外界难免心生疑问：日本想要干什么？难道要重蹈军国主义覆辙？ 对美国而言，战后，日本在重大政治、外交和军事问题上长期依赖美国提供情报。如今，日本成立更强大的国家情报体系，一方面希望提升自身判断能力，减少对盟友情报的依赖；另一方面，也会继续加强与美国之间的情报合作。 对中国而言，过去，日本对华情报活动主要依靠外务省、警察厅等部门，尚未形成成熟、庞大的体系。未来，在应对所谓“中国威胁”的背景下，日本在中国方向的情报活动可能增加，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