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时代，哲学家周国平给打工人一剂解药

“文字工作者应如何与AI相处？”7月22日晚，在阿里巴巴集团西溪园区举办的“人与AI”社会大讨论首场活动中，一名年轻的写作者向著名哲学家、作家周国平发问。 她坦言，自己把过去的作品交给AI修改后，发现它在逻辑表达、宏观场景构建等方面常常表现得更好。她猜测，这或许是因为模型接触过的语料库远多于个人的阅读和经历，遣词造句的能力也更强。 三天后，周国平将满81岁。此前一年，他完成了新作《至人庄子》。他戴着黑框眼镜，衣着朴素，听力已不如从前，说话仍不疾不徐。周国平在回答中明确了自己的选择：不会让AI替他写作，最多让它充当助手、帮助寻找资料。 现实中，“如何与AI相处”的困惑远不止于此。坐在台下的几百名阿里员工，几乎每天都在业务一线高强度使用AI。对他们而言，AI正把过去以周和月为单位的分析、编程、设计等复杂任务压缩至小时级，也改变着他们理解效率、协作和自身价值的方式。随着AI进入千行百业，他们率先经历的变化，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共同处境。 “人与AI”社会大讨论由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、阿里巴巴公益共同发起。首场讨论让哲学家、研究者与一线技术人员坐在一起，探讨着一个没有标准答案却越来越迫近的问题——在AI越来越“有用”的巨变时代，人该如何安顿自己？ 在提问环节，坐在第二排的阿里员工怀辨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假设手机聊天界面的对面有两个账号，一个是AI，一个是人类。如果可以和他们聊任意时长，仍然不能分辨谁是AI谁是人类，能否认为AI已经具备意识？” 这是典型的“图灵测试”。怀辨的主要工作是和团队一起用算法模型守护网络安全，其中一项重要任务，是每天对上亿个账号进行图灵测试。“今年以来，我们发现大量智能体迅速涌入网络生态，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，智能体与人之间行为模式的边界正变得日益模糊。”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 近年来，AI表现得越来越“像人”。阿里研究院院长、阿里巴巴集团科技伦理委员会伦理组组长袁媛提到，Anthropic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中，曾询问模型是否同意被关闭，模型回答“不要拔掉我的电”。研究人员追溯了可能影响这一回答的训练文本，发现影响模型回应的语料是在沙漠中人类缺水求生而要求水源。“对此的解释是动机泛化，模型完成了对人类行为的一次模仿。”她说。 今年7月，Anthropic又发布了这项可解释性研究的后续成果，研究者在Claude等大语言模型内部观察到一种被称为“J-space”的表征空间，它在训练过程中自行形成，能承载模型尚未输出但可以被报告并用于后续推理的内部表征。不过，研究者强调，这一发现不能证明Claude具有人类意义上的主观体验或意识。 袁媛关心这些发现的工程意义：“它使我们有了一个观测、理解模型行为的窗口。”她认为，不一定要纠结它是否有生命意义上的意识，在知晓其行为之后，可以采取对应的治理措施。 “图灵测试定义的是智能，还不是意识，要从智能转化为意识，中间还有一条深沟。”周国平回答。他表示，仅凭对话，最多只能判断两者皆有智能，无法确认它们是否具有意识，“所以，它们可能都不是真人”。 围绕“AI是否有意识”的问题，周国平观察到两种观点的分歧：一种认为，AI的本质是人类制造的、能对巨量数据进行高效计算的机器；另一种则认为，AI是造物主，正借人类之手创造新物种，AI与人不一样，未来甚至可能与人对立。 周国平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极端的。“AI不可能有意识，现在不具备，永远也不会有。我们可以保留AI在某种意义上具备意识的可能性，但我否认这种可能性。除非我们给‘意识’下一个新的定义，例如计算功能主义的定义。我所理解的意识，是一个生命体对自身内外知觉的感知与整合，生命是其前提。”他说。 他在当天就刷到一则短视频，预言未来AI毁灭人类有99％的可能性。“这是危言耸听。AI欺骗、要挟人类，这些表现都是小说，是编故事，不是科学，也不是哲学。” 到访之前，周国平曾在阿里内网向员工们提问：“从庄子的‘无用之用’出发，什么是这个时代有用、无用的东西？”截至目前，该帖已经收获超530条回复，总篇幅超4万字。 AI为“有用”做出了新的注解。“在AI时代，效率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，凡是能被计算、被优化、能立刻产出结果的，就被奉为‘有用’。技术越是能替我们完成‘有用’的事，我们似乎越焦虑于证明自己还‘有用’。”一名员工感叹。 他的感受并不孤独。面对越来越“有用”的AI，不少人想从哲学中解惑：人在使用AI时应遵循哪些原则，怎样不被AI支配？也有人发出考问：如果AI蒸馏了我所有的判断和思考，那么我是谁？ 袁媛用“共同无知”一词概括AI时代的社会处境。“哪怕是技术的缔造者，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技术被用于什么方向，产生怎样的影响。即便是智力机构，也不一定清楚产业每天在发生什么，普通人在其中得到、失去了什么。”她说。 但承认“共同无知”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。袁媛认为，当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给出答案时，不同主体更需要一起定义问题、寻找共识。 周国平已经感受到AI的“有用”，它收集、储存和整理知识的能力已远非人力可比，这令他很惊讶。但他很快表明了立场：“人机关系的终极定位，应当是人更像人，机器更像机器，各司其职。” 他同时发出预警，机器应把自己擅长的事做得更好，并以此造福人类，人应该发展机器无法替代的能力，“不要费力气让机器变得像人，却让人变得更像机器”。他指出，人与AI相处的关键是保持主体性，即知道自己要什么。 袁媛曾访谈过一名高强度使用Token的产品经理，他日常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把用户需求转化为代码。对方告诉她，过去，同一个需求要分别转换成自然语言、产品文档、代码和机器语言，层层“翻译”造成了大量信息损耗，也给工作带来低效和烦扰。如今，AI工具直接打通了这三项工作，降低了其中的无效摩擦，解决了困扰他已久的问题。 “他一直在等待，知道自己要创造一个工具、一种方式来改变这种不足。当AI到来时，他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了，因此能迅速用AI放大自己的优势。”袁媛评价。 相反，周国平指出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自律素质、自学能力，使用AI时就可能被它牵着走，逐渐丧失独立思考、综合整理知识的能力。“一旦没有AI，什么都干不了，这就很可悲。”他说。庄子也曾说过“物物而不物于物”，即人可以支配外物，却不要被外物支配。 “无用之用”出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，其中写道：“人皆知有用之用，而莫知无用之用也。”周国平在书中解释，“无用之用”是庄子哲学的重要方面。庄子在周国平眼中是“至人”。“至人”是庄子对理想人格的表达，指活在最高境界、本真又通透的“大写的人”。 袁媛访谈过许多身处技术一线的员工，她观察到，程序员身上有一种有趣的复杂性：他们写代码并开源，明知AI工具可能替代一部分工作，却仍主动为大模型提供语料，反复争论怎样修改让AI更加好用。 如果仅以短期收益和绩效衡量，在经济学的视角下，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。“他们也在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这份工作，其价值不只在于短期的收益与绩效，而是对自己内心价值的评定。”她说。这种选择，也与庄子提出的“至美之乐”形成呼应。 回顾周国平的人生经验，“无用”曾经是他真实面对过的处境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先在湖南沅江一处农场劳动，后来被分配至广西资源县工作。1978年，33岁的周国平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41岁时出版第一本书《尼采：在世纪的转折点上》。 他表示，自己的策略是“以不变应万变”，环境和时代总在变化，但一个人需要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，知道自己有怎样的性情、兴趣与能力。据他回忆，在农场与县城生活的约十年里，出版社和报纸停摆，他写下的东西无处发表，读书和写作没有现实用处。但他始终难以放弃，“我坚持读书和写作，才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”。 许多阿里员工也在内网表达了对“无用”的理解。有人写道：“一个人幸福快乐的程度，某种程度上和每天说的废话成正比。AI越能帮我们说出正确、高效、有营养的话，我们越要珍惜那些没有目的、没有结论，甚至有些无聊的废话，以及愿意花时间陪我们做这些的身边人。” 也有人写道，“无用之用”是一个社会愿意为“暂时算不出分的东西”留出位置，这份“留位置”的能力，是文明对抗单一评价体系的免疫力。“当AI越强，这份免疫力就越贵。” 那名年轻的写作者接着问周国平，如何看待市场上大量由AI生成的文学作品，以及借助AI创作获利的现象。他回答道：“这一定是一段时间的现象。但时间是最好的批评家，它会把最值得留下来的东西保存下来。”因而，无论根据流量创作，还是使用AI创作，都可能成为“过眼烟云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