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来吧你，“二手知识”就是力量！

在当下，我们便捷地获取着大量的“二手知识”：沙龙讲座、思维导图、短视频、播客节目……通过对原著的阅读所获取的“一手知识”似乎成为了一场需要主动“放弃便利”的艰难抵达。AI时代的到来更是加剧了这一现状，常常基于已有数据的重组，AI所生产的知识就成为了“二手中的二手”。 然而，我们始终在调用自己最“一手”的目光来观看和思索——“二手知识”并不必然意味着降格，倘若以此作为起点，我们依然可以进入那个始终丰饶的“一手知识”世界。 在北京别的盒子空间，COSMO邀请到“二手知识”生产与加工链条上的三位嘉宾：博主何宽（@何老师在发呆）、作家黄竞欧、译者王如菲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线下分享。他们结合各自的阅读观察，和来到现场的读者朋友共同探讨如何在“二手知识”的世界中打捞“一手思考”。在这场酣畅的对谈中，COSMO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完成了一场奇妙的阅读“探险”。 何宽：我以前学设计专业，所以常常用设计学的思路去解构我们已有的知识。也许有人会说你讲的知识别人都讲过了，可如果我跟他说，这知识别人没讲过，是我编的，你敢听吗？所以说传播者其实一定是做“二手知识”的。但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筛选。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是现代美术的开端，但其实它的名号叫作“复兴古典的艺术”，是一个大型的、把原有知识翻译成“二手知识”的过程。而且他们在翻译的时候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谬误。从这点讲，人类很多的艺术累积其实都是使用现有的认知，去重新翻译古代的知识，把精华拿出来，不想要的东西剔掉，这才有了知识的不断进化。“二手知识”的生产是一个人类不断地往前走的过程。 黄竞欧：这里有一个信息差的问题：所谓的“一手”，常常只是因为它超出了你的认知，这和你读过多少有关，就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讲，“哲学就是哲学史”。学院派常有类似的观点，要先读哲学史，再去认定你的东西是不是真正具有原创性。所以我觉得，大部分时候没有绝对“一手”的知识，但对于个人而言有“一手”的认知。 王如菲：我们做出版，按理说在这个链条里面应该是最上游的，最不“二手”的，因为图书在很多时候是大家心目中“知识的源头”。但你随手翻开一本书，可能就会立刻发现，源头之上还有源头。你的思考将会汇入、也应该汇入一个更宏阔的河流中。随便举个例子，现在最当红的思想家德勒兹，我们出了一本他的书叫《尼采与哲学》，是在一个新的时代重新评估尼采的价值。但我想，就算是网上那些最自信的“懂王”，大概也不会说，尼采我已经全搞懂了，我不需要再读德勒兹。 还有，很多人会觉得一部文学作品是“一手 ”的，而对其进行的分析解读都是“二手”的。我想举个例子，纳博科夫在《文学讲稿》中讨论道：在卡夫卡《变形记》的开头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甲虫？纳博科夫本人不仅是一流的小说家，同时是一位鳞翅学家。他为卡夫卡的文本赋予了新的信息：它是一只会飞，但是飞不起来的昆虫——或许它不知道自己可以飞。 纳博科夫根据卡夫卡文本描述的信息做出合理推测：格里高尔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翻不过身，说明他有一个坚硬的圆鼓鼓的背，这样的硬壳下面很可能藏着一对不太灵活的小翅膀——而格里高尔并不知道自己有翅膀。▐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。在每个时代，即使是面对同样的文本，我们关注到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加入的是我们的切身经验，我们以此开始进行“一手”的思考。 何宽：在这个信息洪流的时代，如果我们对于“一手”的东西还是有一些渴望、希望尽量地去追本溯源的话，那我觉得在找读物、看视频的时候，可以去听引述里名词和形容词的成分有多少。因为名词在“二手”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被篡改，如果把形容词这些全部抛开，可能会比较接近事实真相。之前我读彼得･沃森的《大分离：新旧大陆的命运》，就会觉得虽然他也是构建了一个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但是这个知识体系与真实的考古、最“一手”的那种地理图志是非常接近的。 我觉得未来我们所有人的核心竞争力可能就在于有一套自己提炼“一手知识”、创造“二手知识”的方法论。这套方法论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把想要的东西告诉大家，并且从被很多人读烂嚼烂的知识体系里找到自己的理论。时至今日，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树立自己的原创性，虽然很遗憾这种原创性是比较难被保护的。 我常常在非常复杂翔实的知识体系中挖出一个点，这个点可能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联系，像是拍照、化妆的角度。而那些不那么重要的，甚至是作者本人的名字，我可能都会一笔带过。比如，有时我们会看到逆光的画法，它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在拍照中我们很多人也会去拍摄自己的剪影，而这个做法其实最开始是在14世纪的一幅画中找到的。 王如菲：何老师的方法，其实就是找到罗兰·巴尔特所说的“刺点”吧，观众需要的其实也不是平坦的、正确的常识，反而是划破那常识的某种尖锐的东西。 何宽：你提醒我了，我感觉我的讲解像是给一部电影做了预告片，我把它的高光剪在一起，它有可能被剪成了另外一个故事。但当大家看到预告片之后，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，然后自己主动地去找原版的、“一手”的展览，我觉得这是自媒体的一个功能。 黄竞欧：我最新写了一本书叫《笑的哲学》，在书里总结了亚里士多德、弗洛伊德、柏格森这些人是怎么谈“笑”的，其实也是寻找了哲学史上的一个“刺点”，然后串起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借助了AI帮助我查找各种资料。因为说实话，在浩瀚的哲学史里，我也不确定谁在哪些著作里写了“笑”。比如，AI帮我找到了霍布斯，他其实非常没有幽默感，只有几百字和“笑”有关的内容。AI帮我找到了以后，我就可以进一步整理、扩充。 王如菲：说到AI，我想到最近在文学界有个挺重要的事情，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托卡尔丘克在一场活动中公开谈到她在用AI创作，引起了一片哗然。她后来发出解释，可能和大家一样，主要是用AI来收集整理资料。但为什么我们一听到创作者使用AI创作，心里马上就会非常紧张？我感觉可能是我们已经深深地知道——这或许是人类最后的阵地了。那些可组织的、可量化的思考，AI是马上可以代替你完成的，只有文学艺术这件事，是跟人的感受相关。 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进入电影Her的那个时代，我们可以爱上一个AI，这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。AI 可以营造出一种对话的幻觉：它永远不挑战你，在情感上也无限地支持你。但是我要的是这个东西吗？有时候我需要的反而是一个跟我对冲的观点，或者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借用汪民安的一个观点，爱应该是投身一场“冒险”。它之所以重要，就是因为它总是拉着你去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。 黄竞欧：我前一阵读到阿甘本的《工作室里的自画像》，他写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交往的很多事情。他有时候会拆穿别人说，这个观点根本不是他写的，只是当时聊天的时候一帮人一起说的，刚好被他写了下来。在一个咖啡馆里，大师启发大师，所以他们扎堆都成了大师。这个东西叫“一手”还是“二手”？回过头来看现在，在我们所处的短视频、AI时代，我觉得反而是更“平权”的：之前我们可能跟这些厉害的人物没机会交流，但现在呢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私下跟朋友是不是这样讲，但至少我能够获取到他们的一些知识和观点。 何宽：怎么说呢，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，我对AI反而是比较开放甚至偏乐观的一个态度。拿相机和写实艺术举例，其实没有相机的时候就没有写实艺术。在相机发明之前，人在画面中是绝对的主体。相机出现后，我们才发现：以前画的其实根本就不像我真正看到的东西。所以印象派以及之后的艺术家开始画自己看到的东西，比如人物和背景分不开了，背景可能更亮，也可能很花哨，人可能坐在那里，衣服是最亮的，脸暗下去了。这就是他们开始意识到，自己看到的东西应该如实地呈现。 相机在其中是一个筛选，它让人类知道了自己的边界在哪里，帮我们剥离掉那些没有竞争力的，或者是根本就不属于能力的能力。AI 也是这样，在AI时代，我们的审美素材库被无穷地放大了，就是我们讲的“技术平权”嘛，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自己的想法、莫名其妙的那种小幽默的东西呈现给你看。也许，当一些技术的问题不再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往自己的内心去钻，有可能我们会来到类似于历史上的某个哲学家大师辈出的年代。 王如菲：可能大家会更加向内探索，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观点。我以前想再学一门新的外语，所以就和AI 对话。学外语的一个基本对话的练习，就是讲故事。我就发现AI永远在和你说一个故事梗概，当问到细节的时候，它就编不下去了。可能AI写提纲还挺厉害的。但是当你希望它真正给你一个踏踏实实的东西，你希望它给你一个“肯德尔绿”的时候，它就无法创造这个“特此性”，也就无法迎合我们真正的需求。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，当然如果它跟一个极其优秀的作家一起创作，也不太好说。 黄竞欧：我们读哲学的时候，会发现像黑格尔的“绝对精神”或者康德的“物自体”，这些哲学概念是可以穿透时间的，但大多数人所做的其实只是当下这个时代的表征。在我之前写论文的时候，共享单车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，但也许再过10年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共享单车了。我们也有这个认知：在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的东西不能穿越时代。但反过来讲，我处在这个时代，就去把这些东西留下来，或许也是有意义的。既然它是我经历的，我记录它就好，我也不会抗拒说我写的东西不能穿越时代。